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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天悯人杜甫诗

2016-06-06 10:24:08   来源:中国五台山云数据网   作者:贾娜   浏览数:  评论数:10326

      杜甫诗最大的特点是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,而这恰恰是佛教慈悲观念植根于诗人心灵深处的体现,佛教的慈悲精神是最能反应杜甫诗与佛教关系的核心理念之所在。很多人认为杜甫作为一名努力寻求人世的儒者,其佛教信仰的虔诚度是值得怀疑的,吕激发表《杜甫的佛教信仰》一文,翔实地考证了杜甫从信仰禅宗而后转信净土这一奉佛的心路历程。而关于佛教对杜甫创作的影响,杜甫研究权威吉川幸次郎一再强调说,杜甫那种为民请命、不畏牺牲的品格,正是发扬了大乘菩萨慈悲为怀、济世度人的精神。


      一、杜甫诗与佛缘

     杜甫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,杜诗在题目中就能看出与佛教相关的有30多首,其他作品中涉及到佛教的内容和思想就更多了。杜甫信仰佛教,并创作了与佛教有关的诗,其因缘主要有以下三点:

       第一,受到姑母信佛的熏陶。杜甫早年有一段时间寄居在姑母家中,姑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,杜甫身体羸弱多病,姑母甚至舍弃了亲生儿子的生命换来了杜甫的康复。杜甫为其姑母撰写的《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》中说: “爱自十载已还,默契一乘之理,绝荤血于禅味,混出处于度门。喻筏之文字不遗,开卷而音义皆达。母仪用事,家相遵行矣。”其姑母笃信佛教,并使全家奉行,杜甫无疑也受到了佛学的熏染。


       第二,历史境遇和仕途失意。杜甫中年困居长安,按儒家的说法,这一时期正当是男儿“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”最美好的时光。可是,杜甫在长安应试落第,过着“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,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”(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的生活。不久安史之乱爆发,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,表达了对战乱中百姓生活的深切同情,著名的有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。“三吏”为《石壕吏》、《新安吏》、《潼关吏》;“三别”为《新婚别》、《无家别》、《垂老别》。在兵荒马乱时代,杜甫晚年漂泊在西南等地,最后困逝在湘江一叶孤舟之上,时年五十八岁。杜甫的一生是壮志未酬、颠沛流离的,他甚至发出了“儒术于我何有哉,孔丘盗跖俱尘埃”(《醉时歌》)、“纨袴不饿死,儒冠多误身”(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这样愤慨的诗篇。在理想与现实强烈的冲突下,在怀疑和否定儒家思想的同时,佛教帮助他维护了心灵那一片自由与和平的净土。

      第三,佛教兴盛和涛禅相似。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,形成了八大宗派。唐王朝包括大周实行的三教政策也并不统一。总体上来说,儒学得到官方的保护,道教因为李唐与老子认了亲也得以支持和发展,而佛教无论从其自身来说,还是与儒道比较来看,在思想史上都达到了高峰。佛教宗派中禅宗和净土宗较为简洁,适合中土人的根性。尤其禅宗,其禅之宗风颇与诗之意蕴相契合,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。杜甫晚年所作的《秋日夔府咏怀》说:“身许双峰寺,门求七祖禅。落帆追宿昔,衣褐向真诠。”对此学者颇有争议,有人说普寂为七祖,杜甫皈依北宗禅;也有人说神会为七祖,杜甫信奉南宗禅。不管怎么说,杜甫是喜好禅风的,诗人的审美体验和禅的生命体验是人类反思的两种体验形态。一外一内,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诗其实就是禅生命体验的语符化外显。杜甫接受禅学风骨的影响,一点也不奇怪。诗人一生经历着苦难的人生,常常借诗以反思生命存在的意义,这是诗人杜甫与禅趣结缘的内在原因。


      二、对人间社会无缘大慈的情怀

      杜甫身逢战乱时代,诗人时常流露出对人世间和平的祈愿。在唐肃宗乾元二年,诗人作有《凤凰台》一诗,诗中写道:

亭亭凤凰台,北对西康州。

西伯今寂寞,风声亦悠悠。

山峻路绝踪,石林气高浮。

安得万丈梯,为君上上头。

恐有无母雏,饥寒日啾啾。

我能剖心血,饮啄慰孤愁。

心以当竹实,炯然无外求。

血以当醴泉,岂徒比清流。

所重王者瑞,敢辞微命休。

坐看彩翮长,举意八极周。

自天衔瑞图,飞下十二楼。

图以奉至尊,凤以垂鸿猷。

再光中兴业,一洗苍生忧。

深衷正为此,群盗何淹留。

      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处于“安史之乱”时期。诗人托物言志、借景咏怀,愿为“再光中兴业,一洗苍生忧”献出自己的生命,以换得人间的太平。其中“恐有无母雏”以下八句与佛教本身故事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佛的本身故事中,舍身救鸽、投身饲虎、割肉喂鹰是广为流传的。大悲世尊在因地发了无上的菩提心,为了救度众生舍弃过无数的生命,直到成佛一直精进不退。诗人拟想出凤雏饥寒,因凤“非竹实不食,非醴泉不引”,故而要“心以当竹实”、 “血以当醴泉”以饲瑞凤,愿以己之性命来换取凤凰瑞气降临于人世间。诗人宣扬了佛教的这种自我牺牲的慈悲精神,表现出对人类社会悲惨历史境遇的同情和祈求人间和平的愿望。

      作为佛教徒,杜甫是反对过分使用武力的,而希望天降瑞应,“群盗”自灭。即使对唐王朝发动的战争,杜甫也并不赞成。《兵车行》一诗说的是唐玄宗用兵土蕃,百姓服兵役一事。诗中写道: “车辚辚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爷娘妻子走相送,尘埃不见咸阳桥。牵衣顿足拦道苦,哭声直上千云霄。”还写道: “边亭流血成海水,武皇开边意未己。君不闻,汉家山东二百州,千村万落生荆杞。纵有健妇把锄犁,禾生陇亩无东西。”诗人认为明皇开边用兵,劳民伤财,以致村落萧条,夫征妇耕,民不聊生。诗人最后写道:“生女犹得嫁比邻,生男埋没随百草。君不见,青海头,古来白骨无人收。新鬼烦冤旧鬼哭,天阴雨湿声啾啾。”战争的结果是令人毛骨悚然、触目惊心的,诗人反对战争、悲悯百姓的情感跃于纸上。

      诗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,表现在平日生活的许多细节之处,例如在《又呈吴郎》中说:

堂前扑枣任西邻,无食无儿一妇人。

不为困穷宁有此,只缘恐惧转须亲。

即防远客虽多事,便插疏篱却任真。

已诉征求贫到骨,正思戎马泪盈巾。

       诗人的慈悲心表现得十分真切感人,把自家的枣打给邻居家吃,他在为无食无儿的老妇悲哀时,也在为天下的不幸者悲哀。再如《秋野五首》 “其一”也说道: “枣熟从人打,葵荒欲自锄。”说的是自家的枣子熟了,希望别人来采摘,而自家的地并不祈求别人的帮助,只靠自己的辛勤劳作。诗人明显具有自我牺牲精神,行菩萨道,布施于他人。唐代释道世在《法苑珠林》中就说: “菩萨兴行,救济为先;诸佛出世,大悲为本。”(《法苑珠林》卷六十四)佛教的慈悲观念可以直接导出利他精神。佛家的慈悲观念深深地植根于诗人心中,使他以菩萨普度众生为榜样,悲苦百姓的穷困生活,并热心于乐善好施。

      诗人有一首著名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其中有一段广为人知,即: 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!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。”表达了诗人为天下苍生谋求幸福而甘愿受苦受难的慈悲胸怀。鲁克兵在其博士论文《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》中认为,杜甫说的这句话不仅仅具有孔孟思想,更具有佛教誓言的特征。佛教有四弘誓愿:众生无边誓愿度,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法门无量誓愿学,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此四弘誓愿乃一切菩萨及佛教徒均应发起的誓愿,因此成为佛教修行的通规。杜甫后来信仰净土法门,依天亲菩萨在《往生论》所说,佛之本愿力,能速疾成满如大宝海之无量而殊胜之功德。又据唐代善导大师在《观无量寿经疏》所说,一切善恶之凡夫,无不凭借阿弥陀佛之大愿力为增上缘,而得往生净土。故而,杜甫所发的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”誓愿更具有为了往生净土积聚资粮的意义了。

      三、对自然万物同体大悲的境界

杜甫慈悲的心灯也照耀到自然界中来,对人如此对物亦然。佛教的慈悲精神,在大乘佛教得以最充分的发扬,不单是对于人类社会,也遍及于一切有情之生命,乃至所有无情之草木土石。杜甫有不少作品流露出愿“拔一切众生苦”的思想,他很同情那些小动物,例如《缚鸡行》说:

小奴缚鸡向市卖,鸡被缚急相喧争。

家中厌鸡食虫蚁,不知鸡卖还遭烹。

虫鸡于人何厚薄,吾叱奴人解其缚。

鸡虫得失了无时,注目寒江依山阁。

       诗中写出了诗人为了鸡与虫的“得失”而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心情。鸡吃虫时,对虫不忍;为救虫而卖鸡,则鸡被烹,亦不忍。诗人最后一句“注目寒江依山阁”,其内心是平静还是不平静呢?也许诗人想起了当年释迦太子见农夫耕作一事,烈日当空,农夫裸背赤体,驽驾老牛耕田,小虫被翻起,鸟雀飞来啄食。太子生起慈悲之心,寻思众生相互纠结轮回痛苦的根源,后来放弃王位而出家修道成佛。故而,历来祖师,大德们都秉承了佛陀的慈悲精神,龙树说:“大慈大悲名为一切佛法之根本”(《大智度论》卷二十七)。吉藏说,慈悲“盖是种觉之洪基,弘道之本意。”(《法华玄论》卷一)为了尽量避免生物链之间的相食现象,杜甫有时也用菩萨方便智巧来解决。在悲苦中也略显活泼一面。诗人在《催宗文树鸡栅》中谈到蝼蚁、鸡、狐狸相安关系时,说:“我宽蝼蚁遭,彼免狐貉厄。”《齐民要术》有云:鸡栖宜栋地为笼,内著栈,安稳易肥,又免狐狸之患。这样鸡不会到处乱跑,去啄食蝼蚁小虫,鸡又会免遭狐狸的侵害。可见,诗人把慈悲心落实到行处时也是很生活化的。

      许多诗文中可以发现,杜甫对自然界的小生物寄予了很多关注之情,这种宗教情怀的表现是很感人的。例如在《暂住白帝复还东屯》中说: “复作归田去,犹残获稻功。筑场怜蚁穴,……”是说在收获的季节筑场晒稻时担心毁了蚂蚁的窝。 《秋野五首》其一中说: “盘飨老夫食,分减及溪鱼。”诗人把自己盘中的食物分给溪水中觅食的鱼儿。再如,他在《观打鱼歌》中说: “鲂鱼肥美知第一,既饱欢娱亦萧瑟。君不见朝割素髻,咫尺波涛永相失。”诗人对鱼儿的同情在《又观打鱼》中描写得更为凄厉,说:“苍江渔子清晨集,设网提纲万鱼急。能者操舟疾若风,撑突波涛挺叉人。小鱼脱漏不可记,半死半生犹戢戢。大鱼伤损皆垂头,屈强泥沙有时立。”诗人见此情形是很痛心的。这些并不是有关谈禅论玄的诗,其中佛教的慈悲精神反而更为突出。

      诗人不仅对有情众生表现出慈悲心,而且推及到无情草木上来。例如诗人作有《病柏》、《病橘》。

病 柏

有柏生崇冈,童童状车盖。

偃蹇龙虎姿,主当风云会。

神明依正直,故老多再拜。

岂知千年根,中路颜色坏。

病 橘

群橘少生意,虽多亦奚为。

惜哉结实小,酸涩如棠梨。

剖之书蠹蚀,采掇爽所宜。

纷然不适口,岂只存其皮。

萧萧半死叶,未忍别故枝。

玄冬霜雪积,况乃回风吹。

       诗人看到病树、病橘时发出了无限的感慨,此景此情,同理同心,或许诗人联想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。物有生成坏灭,人有生老病死,诗人还作《枯棕》、《枯楠》,印证了“诸行无常,诸法无我”的佛理。诗人在《枯棕》末尾叹道:“有同枯棕木,使我沉叹久。死者即已休,生者何自守。”在《枯楠》开篇怜惜道:“楩楠枯峥嵘,乡党皆莫记。不知几百岁,惨惨无生意。”诗人把佛教的慈悲心扩展到无情草木上来了。佛教“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”的精神,一般是对一切有情众生而言的,到了大乘佛教,更多还包含了草木瓦石等无情之物。例如佛教传人中土,就有“生公说法,顽石点头”一说,天台宗提出“无情有性”的观点,后期禅宗还有“青青翠竹尽是法身,郁郁黄花无非般若”的说法。法身、真如佛性异名同实、恒常遍在,也正应了佛家慈悲心遍观法界,视众生如同己体、万法唯心的境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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